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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浦江晨光中说早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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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强(口述) 张晶晶(整理)

整理者言:每天清晨六点,晨曦微露之时,上海交通广播(FM105.7)的主播李强已坐进虹桥路广电大厦的直播间,用一口流利欢畅的京味普通话,通过电波向刚刚苏醒的城市说早安。

北京人李强在上海做主持人已十年有余,目前担纲的节目有上海交通广播的《早安,上海》、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《名医话养生》、《名医大会诊》和东方购物频道,并经常现身于多档综艺节目中。作为一个靠嘴皮子吃饭的名主播,他能在三分钟之内把听众逗得哈哈大笑,但他的本事又绝不限于插科打诨,他涉猎的知识门类庞杂广泛,对历史和宗教尤为关注,常有独到见解。比如他最近在构思写书,一本关于“人类文明发展史”,一本是《西游记》的另类解读。他自言是个性格分裂的双面人,时而风风火火,极其外向,时而又离群寡言,独处思考;他在上海体验过三十多种职业和各种类型的住所;他爱探险,旅游的方式也与常人不同……朋友都说,李强这人挺神的,他做出任何古怪的事都不足为奇。

2015年是这个“神人”和“怪人”的第三个本命年,18岁来上戏读书,从此扎根上海,他在京沪两地渡过的年华刚好对半开。也许总有人让他比较两座城市,所以不等我发问,他就抢先一步说:“我喜欢上海,我爱北京。”

阴差阳错做主持

中学时代我就对媒体行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高中时曾在《北京青年报》旗下的《中学时事报》任学生通讯社社长——骆新、那威和许戈辉都是学通社的前辈。我在任期间策划并参与了很多重大的选题,如邓小平去世时做的《人民心中的邓小平》和《走进戒毒所》、《关于青少年与中国保险业的话题》等在当时都属于独家报道。1998年,我参与中央电视台、内蒙古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《寻找白桦林》,此片后获2001年中国彩虹奖(全国对外宣传电视节目中最具权威性的奖项)二等奖。

高三那年,我妈妈在去菜场的路上看到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编辑(主持人)专业的招生广告,一看这专业挺对我路的,就给我报了名。我顺利通过了三轮考试,就被提前特招录取了。1998年夏天,同学们都在高考,我在家闲着没事,爸妈说要让我忆苦思甜,于是一家三口去了他们插队落户的东北达斡尔族聚居地。结果赶上特大洪水,我们使用了各种交通工具一路逃难回到北京。9月,劫后余生的我独自来到上戏报到。入校后各种不适应:首先,一下子感觉到北京与上海城市差异很大,为了买一个脸盆,我从学校硬是走到了城隍庙,结果回来以后同学说,出了校门左转200米就有超市啊。而在我当时的概念里,只有仓储型的大型的才叫超市。其次,来到学校才发现,专业的名称是主持人(电视编辑),与招生广告的排序是相反的,也就意味着专业的侧重点并不符合与我的理想,而且专业课所采用的实验性的教学方法也很“怪异”,令我一时难以接受。我想回北京复读重新考大学,但我妈不同意。这个专业在上戏是第三次招生,我们班包括我在内只有五个男生,那四个男生的平均身高是176以上,比我高5公分。拼颜值拼身高肯定拼不过他们,我就想着,主持人让他们去干吧,我还是做老本行,所以大学前三年的寒暑假实习我都是在电视台做纪实类节目的编导,比如在中央电视台社会新闻部实习,参与《新闻联播》、《新闻30分》、《现在播报》等新闻栏目的采访与编辑,也做得有声有色。大三时,上海有线二台找我做房地产节目的主持人,我就去了,结果连续两个月的收视率是0.00。我很知趣地请辞了,心想不要耽误人家,就此更是放弃了主持人的念想。

但是为了养活自己,我在周末常接活,做商场或品牌落地活动的主持人。大学四年我非常穷,穷到五块钱可以吃一礼拜。父母问我每月需要多少生活费,我要面子,“骗”他们说五百元足够。实际上我偷偷在校外租房子,就需要四百元——我租房子可不是为了金屋藏娇,一方面我的东西太多,什么破烂都舍不得扔,宿舍放不下;另一方面我想体验上海当地人的生活,我租过不同类型的房子,比如乌鲁木齐南路上的亭子间、天山路上的老式公房、上戏隔壁延安路上的老洋房。每个学期期末我向同学贝贝(主持人贝倩妮)借一百元,回到北京往桌上一拍,看我还有结余。其实我妈也知道我钱不够花,但她也就将计就计,也不拆穿我。开学我再还给贝贝,指给她看人民币上还是原来的编号,证明没有乱花。

2001年底我上大四那年,上海电视台找上戏老师推荐一名外场主持人,老师正站在校园里琢磨人选呢,正好看到我远远走来,就把我叫住了。就这样我走进了鉴宝节目《好运传家宝》,这是我在上海做的第一档常规节目。2002年又接了一档美食节目《生活在线食》,做了五六年。大家可能觉得我有亲和力,脑子比较好使,比较听话,对报酬不计较,我就这样一路做下来,毕业后顺理成章地留在了上海电视台。到目前为止,除了外语频道,其他所有频道我都做过了。

2007年,广播电台的一档节目请我做嘉宾。我发现,广播节目好玩啊,电视台有编导、制片,主持人说出的话是经过很多人推敲和考量的,而电台节目的主动权在主持人手上,唯一考核标准是收听率,而且不用化妆不用凹造型。之后,我就电视、广播一起做。倒是我们班的其他男生都改行不做主持了,世间的事就是这么阴差阳错。

体验三十多种工作岗位

做某个专业性强的节目,如果主持人是外行,那么说出来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。因此,为主持《好运传家宝》,我在不止一家拍卖行跟着老专家学古董;为做《生活在线食》,我专门拜师学艺,还考了厨师证;为做《名医话养生》,我自学医书,如今全科医生的基本资质差不多已经具备了;为做电视购物,我在上电视吆喝前一定要亲自试用产品,不是我要占便宜,而是如果不了解产品的功能原理特性,就缺乏向观众推荐的诚意。

我始终觉得,主持人要见世面,要有生活阅历。大三大四时我曾利用周末体验生活,涉足过三十多种工作岗位,包括龙华殡仪馆的入殓师、女士内衣店的导购员、火车站“小红帽”、临终关怀医院的护工等等。所有这些工作都是我自己联系的,只干活不收钱,如果对方不同意我就磨到他同意为止。我还在华山路镇宁路路口跟乞丐对调衣服,替他行乞两星期,收入都归他。这些职业千差万别,但都是容易被人淡忘和忽视的社会角色,且都围绕一个主题,那就是终极关怀。这些职业体验直到今天仍使我受益匪浅,带给我与众不同的视角和眼光。

我热爱旅游探险,护照用了三本,但至今从未涉足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这些第一世界国家和欧洲,去了多次的是尼泊尔、不丹、柬埔寨、朝鲜和印度。我们电台组织听友旅游,我总是带队的角色,去尼泊尔徒步,去西藏自驾,去浙江的深山探洞——是那种有上万只蝙蝠出没,要低着头匍匐和涉水的那种原始山洞。今年还带听友去了北极。大家都说,跟着强哥,那是惊心动魄游,大难不死游,逢凶化吉游。但我知道,我所进行的是探险不是冒险,我会事先做足攻略,绝不逞强,而且我的野外生存能力和方向感极强,在地铁里我也能分清东南西北。我可以在极度危险中处事不惊,处惊不乱,处乱不变(至少这么要求自己的)。我旅游时有个癖好,就是每到一地,都要随机在街头找个当地人攀谈,去人家家里蹭顿饭或者喝茶聊天。我虽然英语不好,但总有办法跟老外沟通,总能如愿。

我做的节目大多数是比较热闹欢腾的,但不做节目时,我喜欢独自呆着,看看书,思考一些问题。我一直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,可以三天不吃饭,但不能三天不看书,不琢磨事儿。我们台里订的杂志报纸我都看,我现在还保留着剪报的习惯,在重要的语句下面划横线,写注释,编目录,家里的剪报本攒了好几摞。我收藏了上万张DVD,也全做了索引编号。从小学坚持到现在还读的杂志是《飞碟探索》和《奥秘》,我还是全国UFO协会会员,定期收到会刊。

别看我语速快,我欣赏慢节奏的生活。每年有四天时间我要闭关独处,不怎么吃也不接电话。平常我吃饭时不说话不看手机,能不用手机就不用手机,不发微信朋友圈,不喜欢饭局。泡吧、闲聊、去夜店这些事情也与我无缘,因为太浪费时间。在我看来,睡觉也是虚度光阴,所以我一向晚睡早起。《早安,上海》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晨六点至七点,周一至周五直播,我每天早晨四点就起床,前一天晚上十二点才睡,长期如此。周末节目是事先录播的,可以不去电台,但我最晚在六点钟也会起床。人在有属于自己乐趣的时候总是有着使不完的劲头。我跟同事去吃兰州拉面,他们闲聊时,我自个儿嘴里嘟嘟囔囔,他们都奇怪我在干嘛。其实我一边吃拉面,一边在背诵墙上写的兰州拉面的典故,留心处处皆学问嘛。没有功利目的,就是单纯地想要了解。如果没背会,我过几天还会回那店,不为吃,只为继续背墙上的东西。他们都说:李强你这人看起来挺随和,实则性格怪异。

感受老城厢生活

小时候我跟着妈妈出差来过两次上海,当时对上海的印象并“不好”:第一次来,我拔了颗牙,留下血淋淋的回忆;第二次来,住在苏州河边上,那时候的苏州河会变颜色,早上是绛红的,晚上变成宝石蓝,在小孩子眼里无比怪诞。真没想到长大后会扎根上海。

大家都说,上海与北京不对付,但其实全世界都存在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的互相较量,双方心气都很高。我特别要感谢上海的是,这么多年来,没有听到过上海人骂我,没有负面新闻没有绯闻,大家对我非常包容。当然,每个城市都有小市民,上海人说上海之外都是乡下,北京人说出了北京都是地方,某些方面两个城市有极其相似之处。我刚来上大学那年,国安与申花踢球,九比一国安胜了,我想完蛋了,上海人民还不得往死里整我啊,但最后也不是我想的那样。

上海对于我来说,生活便利,风气时尚,每天都涌动着新的思潮,这里是见世面的地方。有人问我,更喜欢哪个城市?这十几年来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:我喜欢上海,但我爱北京。上海人觉得我京腔十足,但我回到北京,北京人觉得我已经没有京腔了,比如表达“同意”这个意思,以前说“成”,现在说“好的呀”。我至今讲不好上海话,一不小心就把“糖醋排骨”能说成“糖醋屁股”,把“糟鸡”说成“招妓”。居然有不少听众喜欢我的洋泾浜上海话,为此曾经在节目里开过一个版块,叫“强哥说上海话”,听众是当作笑话环节来听的。

我不会因为自己是北京人而骄傲,也不会因为是新上海人而自豪,何必要用地域身份来给一个人加定语?但一个人如果不热爱自己的家乡,或者为了迎合别人而故意贬低自己的家乡,那是应该遭到鄙视的。

2007年,我在《新民晚报》上看到一则消息,说黄浦区某老居民区面临动拆迁,那里的梅溪弄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带有喝茶的老虎灶将被拆除,据说那是上海市中心最后一个老虎灶。我可难过了,心想来上海这么些年了还没看到过这玩意,是多大的憾事。于是我早上天还没亮就找过去,用老虎灶泡开水、跟那里的爷叔阿姨喝茶聊天,实地感受了一回老城厢居民的生活,直到他们中午十一点回家吃饭,我才心满意足地离去。我这人就是这样,对什么事都好奇,做旁观者还不够,非要亲身参与。

我的座右铭是:“凡事包容,凡事相信,凡事盼望,凡事忍耐”。这是我姥爷留下来的话,长大后我才知道是出自西方哲学。小时候,姥爷还对我说,人这一辈子要向种水稻的农民学习。为什么呢?古诗有云:“手把禾苗插满田,低头便见水中天。心地清净方为道,退步原来是向前。”种水稻时永远是在低着头,但却能看到整片天空;永远是在退步,但最终其实是在进步。意思就是,人不一定时刻抬着头,要学会低头;人不一定每天都要往前冲,要学会退步;其实退步和低头都是前进。我在努力实践。

2016-06-0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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